怎样的独立电影更有价值

不久前,我读了王小路的《电影遗嘱》,中间刚好有一些东西(90-00年代)我可以说说:

他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DV运动和独立影像趋势称为独立电影发展中“从沉思到干预”的一部分。在这个阶段,电影人不再在画布之外,而是进入影像,与影像中的主角一起经历,展现某种生活状态。

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大量年轻人开始追求“独立精神”,王小路也称之为“独立美德”。在这些追求“独立之德”的导演中,镜头不仅是表达自我的工具,更是连接两个不同生活场景中的人的窗口,当然也是他们为社会发声的武器。

1. 独立之德——留住殉难的记忆

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,他提到每一个民族、每一种人所体现的性格,都离不开他成长的环境,包括历史、生态、经济。第一部中国独立纪录片《武》认为DV的出现是对我的一次拯救。其实DV是对整个中国纪录片的拯救。

纪录片制片人胡洁坦言:

一些东西不拍就消失了,虽然画面粗糙,至少可以为历史留点材料。

他在1995年拍摄的《远山》,后来被凤凰卫视作为史料播出。《远山》用一天的时间讲述了矿工在祁连山的工作和生活。2018年,为了保护祁连山,形成自然保护区,甘肃省也出台了清退现有采矿权的方案。现在的祁连山,别说矿工的生活,连矿区都不见了。想要了解20多年前的祁连山,只能用仅存的影像资料。

时代在不断进步,在进步的过程中,也会带走很多东西,比如嘈杂、混乱、嘈杂,取而代之的是秩序、安静、整洁,但也有时代的印记和不同的审美。

在周浩的厚街,拍摄了十几年前的东莞厚街,展现了经济腾飞时的珠三角一角:工厂、工人、挣钱、生活、生子……没有一段历史会是多余的,哪怕是不起眼的历史,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必然条件。

除了时间的记忆,独立纪录片和电影也打破了空之间的隔阂,万玛才旦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对于西藏这片广袤而陌生的土地,一两次简单的旅行根本无法把握西藏文化的内涵。了解藏族文化的一个窗口是手机摄像头,另一个是纪录片屏幕。

万玛才旦2016年的电影《塔罗牌》讲述了一个孤独的牧羊人去城市申请第二代身份证的故事。放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遥远的记忆,但离拿到身份证已经很近了。有时候西藏电影给人时间错乱的感觉。跨越半个世纪的距离,可能就是草原到县城的距离。

在“圆桌学校”的一个节目中,梁文道说,他读书的时候走遍了中国,有时候还会去一座山或者一个村子,这似乎是一种穿越的感觉:村子还是和上个世纪一样,甚至连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都还没有受到城市的影响。听起来有点像桃花源。自然不可能“问当今世界是什么样,却不知有无汉,无论魏晋”,但大家心中的“桃花源”可能就在这片土地上的某个地方,等待独立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人去记录。

2. 独立之德——透视人之常情

不知道什么时候所谓的“爱”的含义变窄了,似乎专门指年轻有钱帅气的少爷/漂亮公主的爱,但普通人的爱似乎微不足道。如果你看过里亚扎诺夫的《爱情三部曲》,你会发现这三部电影(《命运的捉弄》、《办公室的故事》、《两个人的车站》)都是中年人的爱情。

中年人之间的细心交流,更加现实的思考,用固有经验解决问题的方式,都为社会爱情的萌发提供了无数的发展方向。当然,他们的爱情也充满了乐趣、激情和令人羡慕的甜蜜。

真爱可以辐射到各种各样的人,不分年龄、地位、社会地位、性别。同样在周浩的《厚街》中,他记录的是在南方工作的男女之间深深的爱,甚至深到让人无法忍受。他还记录了厚街中年男女的爱情,或者说“同居”。

也有孕妇挤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,家人在为母子平安祈祷。生完孩子,丈夫安慰汗流浃背的妻子,从隔壁水果摊借了一个秤,给新生儿称重,给三四岁的大女儿称重。这幅画既有趣又温暖。

只要是有人的角落就会有情感,这种情感是“人之常情”,并没有“值不值得”记录之说。这一点上天是公平的,没有因为贫穷、卑贱而剥夺一个人爱与被爱的权利,同样,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制片在这一点上也是公平的。只要角落里有人,就会有情感,这是“人之常情”,没有“是否值得”的记载。这在天堂是公平的,没有人因为贫穷和卑鄙而被剥夺爱和被爱的权利。同样,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制作在这方面也是公平的。

在徐彤拍摄的《麦收》中,讲述了发廊里的女孩昕薇的故事。她在北京打工挣钱供父亲在河北看病。她有一个开塔吊的男朋友,一群晚上一起喝酒吃宵夜的朋友,还有几个平时聊天八卦的姐妹。尽管制片人徐彤从未出现在镜头前,但他经常在镜头后与男男女女交谈。

虽然昕薇的工作在外人看来并不体面,但制片人通过镜头告诉我们,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孩,三言两语就会笑,打电话给男朋友会说很多一些事情,给父母钱也会变得大方。“我够了,就拿着吧”。

我们空曾经的这种爱、友情、亲情,在现实中已经让人感到疲惫,人们似乎更喜欢追求“忘情”“禁爱”等引人注目的故事,但别忘了那些平庸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,因为它们都是人性。

3. 独立之德——为底层生命呐喊

在2000年左右的许多独立电影或纪录片中,特别喜欢记录底层人民的生活。在厚街,制片人周浩友说了一句很好的话:

不觉得他们(厚街的打工者们)苦,也不觉得他们不苦,他们也不需要我们去怜悯他们,你在怜悯别人的时候,别的阶级也在怜悯你。这只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选择而已。

有意思的是,有时候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好,却总是去高处可怜别人。这种“高”与“低”的心理划分,其实是我们强加给别人的。幸福是不幸福的,满足是不满足的,只有自己知道,“不为人道”。

一方面,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制作人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、不同背景的人们的生活;另一方面,他们也在履行自己的“社会责任”。当代电影让我们了解了边缘化的族群,他们的生活在保障之外,是社会的一员。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?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我们能做些什么?

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《算命先生》讲述了和石这对残疾人夫妇在北京算命谋生的故事。他们勉强糊口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没有人关注这项业务,所以他们不得不回到河北老家。

在纪录片《关于算命的遗嘱》中,王小路写道:

本片有很多特写镜头,比如洗手后污秽的水、石珍珠吃药时却把药水呕吐出来再喝掉;对于留着口涎的瞎子的嘴角,导演也毫不迟疑地把镜头推上去,这肯定造成了对观众的冒犯。我却觉得这可能产生另一种效果,他剥夺了一些生理和文化两方面都是强势者的观看快感,让他们对一个残弱世界进行深度的体验,与他们逼近地共处。这是一种体验式的人类学。他在训练健康体面的人对那个残弱世界的忍受力,培养一种深刻的平等意识。

这种“平等意识”也正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,对于残疾人,多数人仍然报以“怜悯”、“嫌弃”的情感以及“异样的眼光”,但是他们或许希望得到的是其他人的“漠视”,残疾人并不是怪物,如果基本生活得以保障,相信他们并不希望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。这种“平等意识”正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。对于残疾人来说,大多数人仍然报告“同情”、“不喜欢”和“奇怪的眼光”,但他们可能想要的是对他人的“漠视”。残疾人不是怪物。如果基本生活有保障的话,相信他们也不希望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。

此外,其他独立电影或纪录片中关于建筑局促、过道狭窄的场景,也在通过镜头向我们传递压抑。住在这里的人心理健康能得到关注吗?他们的防火防盗安全能保证吗?他们孩子的教育怎么样?

看这些独立纪录片的时候,我们会哭会笑。这种“有人真的在经历这些事情”的感觉会给人更深的代入感,但哭过笑过之后还没有结束。我想这只是制作人通过画面把他心中的想法传递给我们。他真正想让我们做的是和他一起思考,关注电影中的群体,关注自己的生活,照顾好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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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@ 21-10-29 02:21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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